一開始，北京翻译就企圖從北京翻译公司的翻譯哲學觀點來作校訂的實踐，後來北京翻译刻意要寫一篇
所以，一本翻譯書的問題，常是個系統生態的問題。系統越複雜，個人在系統中就越無力、越無法起大的作用，同時，free riders 的可能性增大。整本翻譯書雖然不理想，但是也越不容易找出具體問題之所在，或誰該負責，除非有人準備不顧一切地跳入，花所有的時間，一個人來清理這一池大泥沼。
談過了翻譯中常見的「錯誤」問題，北京翻译現在來討論一下台灣翻譯書的「複雜性」與「泥沼性」，順便談談北京翻译自己的泥沼經驗與問題。
在今天台灣，一本翻譯書，常是一個複雜的生態圈，在原書的場域上，許多其他物種（或說行動者）開始寄生、尋求匿區、生存競爭與生態平衡：首先北京翻译們有譯者（群），然後有校訂者、寫導論與寫書評者的學者群與大學教授群，再來是出版社的編輯與順稿者；當然，這三組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，會依每一本翻譯書的情況不同而不同。其次，在上述三組的互動之上，有著另一組關係的互動，它們是出版社總編的營運與發展策略、出版社的公關（主流媒體、學者、廣告、推薦、書評等）、國外翻譯授權契約的條例、還有印刷廠的排版細節與錯誤等。最後，則是每個人的時間、利息、與金錢。幾乎可以這麼說，這個生態圈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熱帶雨林、一個大泥沼、甚至一個小小的渾沌。
「翻譯在東方──《東方主義》校定序」，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導讀或介紹，要集中於翻譯與校訂本身，希望如此能夠引起一點注意。後來，實際校訂的過程，也頗令翻译公司驚訝，因為真正所需要的校訂時間與精力，遠出乎翻译公司的意料之外，而此翻譯書的校訂問題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結束[7]。後來發現根本校訂不完，臨時北京翻译們又找了蔡源林教授來分包校訂工作與責任，雖然時間問題有所改善，但是也同時增加了這本翻譯書小系統的複雜度，其中的管理與責任歸屬問題，至今沒有完。在此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一本書的翻譯原稿品質問題太大，使得整個校訂、聯絡與溝通的問題系統過於複雜、費時費力，還不如根本重新責成專人重譯，這是很多翻譯出版社與譯者的共同經驗。
行文至此，可以引出一個新問題：為什麼台灣的翻譯書，它的翻譯系統，今天越來越複雜？它又如何反過來影響到一本翻譯書中間的譯者、校訂／審定者、導言作者等的互動關係？
翻译公司現在以北京翻译近一兩年涉入「校訂」立緒出版社的《東方主義》翻譯書為例，來說明一下這個結構性的困境。沙依德 E. Said 的 Orientalism一書，當然是經典，台灣學界很多人都能朗朗上口幾句，但是一談到翻譯，誰願意來作？立緒當初買到翻譯授權，幾位原來有興趣的准譯者，後來都紛紛打退堂鼓。結果，在很曲折的過程下，此書最後分配到的譯者竟然有六七位，而且背景學歷彼此有相當大的區別[6]！所以一開始，此書的翻譯計劃就是個典型的泥沼結構。後來立緒找上北京翻译公司來作校訂，翻译公司在邀得廖炳惠教授一起來校訂的前提下，竟然也答應了。翻译公司過去沒有做過如此大的翻譯校訂工作，這次的泥沼經驗，北京翻译公司學到很多，本文也是翻译公司反省這個經驗的一部份。
總之，雖然此翻譯書已經出版，但是校訂與翻譯的工作並沒有結束。透過一些方式[8]，北京翻译公司們企圖請有興趣的朋友們也來加入非正式的校訂，或說公開徵求「翻譯揪錯」，告訴北京翻译公司們此書翻譯中仍沒有找出的問題。後來《東方主義》「修訂版」的出現，是個第一步的努力，但是之後透過朋友的指正，今天又有新的翻譯／校訂問題出現，促使北京翻译公司們這個校訂的過程仍然繼續下去。這些發展，驚懼之餘，一方面起碼可以讓大家理解到──透過此書的校訂與揪錯──台灣今天一般性的翻譯與校訂問題，另一方面，翻译公司也清楚地看到，新的翻譯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，正是因為此翻譯書的系統過於複雜所致。好個一池的大泥沼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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